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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众翔拓展 发布日期:2019年06月05日 01:43 点击:

  从浮躁到平静昨晚入住的时候已经天黑,天空飘着小雨,只觉得通过一片森林木栈道,土家妹&#;子引导我们寻到小木屋,便洗洗睡了。早上是被一阵鸟鸣叫醒的,树叶轻摆飘来透明的新空气,俯瞰一片苍翠的森林,闪着绿光,小木屋淹没在林间,哪一栋是我住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被一片原始森林包围,被一次森林洗肺。草地上自然生长的小草,缀满昨夜的雨滴,那是雨季,鄂西山区小气候的痕迹。木栈道延伸到每一间木屋,拐角处有仿古的路灯,树干上长了些许青苔,舍不得用手触摸,怕毁了营地的原始记忆。木屋大都离地有两米高,应该是按土家族吊脚楼式样建造,楼上有绕楼的曲廊,曲廊还配有栏杆。小院子里还没有客人出来,来自城市喧嚣的身体在这里可能已经醉氧。一位红衣土家妹子的特别耀眼,大概是转一圈,看有没有可以服务到的地方,或者你睡眼惺忪的出门,撞个满怀。坪坝营难道是指这一片森林木屋为营地吗?阳光透过林间投影到屋墙,光影交错,像揭开一幕幕尘封的往事。土家幺妹说:唐崖河贯穿咸丰县,早年这里属于唐崖土司的势力范围,咸丰四洞峡一带是土家圣地,历代的土家族最高统治者都要派重兵把守,坪坝营曾经是几百年前土司驻兵的营地“幺妹,你怎么称呼?”@坚果有些着急“我姓覃,你叫我小覃就可以了。这里的村民大都是历史上驻军士兵的子民后裔”哇,不得了,这不是唐崖土家族的大姓吗?尽管土司制度已经远去几百年,但是唐崖的土家风情依然在坊间流传。又有客人来入住了,坪坝营的森林木屋分为A、B、C、D区,小覃负责带领他们到D区的木屋门前,帮他们打开房门,交代屋内使用设施。来自深圳的阿哥······(坏了,变土家族的语言习惯了,)来自深圳的@坚果昨晚就下榻在这个房间,并与小覃在入住前有了一面之缘。他是一位行走世界各地的旅行家、网络红人,住过各式各样的酒店宾馆客栈,会不会对这里留下怎样的印象呢?从秀山到丽&#;人@坚果到过许许多多著名的旅游胜地,也见过不同风貌的异域风情,但是对北纬30度这个神秘地带还是充满了好奇,从恩施大峡谷过来后他依然意犹未尽,坚定地约我们进山,冒着蒙蒙细雨,向鸡公山原始森林和“土家圣地”四洞峡进发。恩施坪坝营位于湖北省和重庆市的交汇处,东临湖北来凤,南连重庆酉阳,西接重庆黔江,“一山跨两省,一水连四县”,又恰好处于北纬30度的文明符号带,自然生态奇特多姿,四洞峡内瀑布众多,有如银丝倾泻,有如水雾弥漫,幽幽峡谷充满着动感和灵气。在2000米的距离之内,一条峡谷从四座大山的山体对穿而过,形成了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四个穿洞,成形于一亿四千万年前的地壳运动和水的冲蚀。传说历代土司皇帝均在这里的旱洞屯扎土兵守护四洞峡。浩瀚的原始森林,罕见的古树杜鹃群落,幽深的峡谷激流,别致的飞瀑流泉,无一不散发着浓烈的原始气息。@坚果边走边拍,对这里的奇山异水尤其着迷,总是落在我们的后面。回到森林木屋的营地,发现小覃已经在曲廊上瞭望了,走过溪流上的“红豆相思桥”,见识了峡谷里成双成对生长繁殖的红豆杉,@坚果与小覃再次相逢后,带着微笑入眠。是走,还是留还是因为有某种情愫,@坚果多住了一天,阵雨后的下午空气湿润,山峦云雾缭绕,草木透着明亮的水光,她们相约在坪坝营的木屋观景台,小覃沏一壶恩施富硒茶,已经早早的等起来了。@坚果找理由体验土家文化,让小覃寻一套土家少年的民族服装,两人坐下喝起茶来。小覃告诉他:土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分布在鄂西南、湘西、黔东北,渝东南,共属巴人后裔,古代巴人创造了清江、长江、汉江流域大迁徙的历史奇迹。@坚果最感兴趣还是“土家之花”的传说和土家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就像昨天探寻四洞峡,鸡公山,观赏充满民族史诗与自然山水鬼斧神工造就的地质奇观、感悟土家族人民精心呵护的圣地风情一样,@坚果轻轻撩起小覃的发丝,对土家妹子相互了解的渴望,就像对远古“巴国文明”神秘消失的探寻。这里的山水旖旎寄情,这里的空气延年益寿,这里的妹子柔情似水。那么,是按照计划中的安排,先回到深圳,等想念了再来坪坝营,还是留下来多住几天,&#;或者不知住多少天呢?@坚果对着一排排森林木屋陷入了抉择。小覃说:我们这里终年气候温和,春夏时节,绵延无尽的山峦,绿色葱茏,似碧潮翻涌。到了秋天,满山霜叶色彩斑斓,如土家圣女编织的西兰卡谱。待明年四月漫山遍野的“土家杜鹃”盛开时,带你一起赏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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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六十九虽然说关于“内圣外王”思想的根本观点在孔子那里已经有了,但孟子在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时,却使“内圣外王”有了比较清晰的思想观念,不过,要说真正使“内圣外王”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容的当属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朱熹的哲学思想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成为比较成熟的理论。宋明理学,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应该称“宋明道学”比较合理,因为北宋五子都是在探讨“道”,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也可以理解为是对“道”的探索。宋明道学发端于周敦颐和张载,周敦颐是程颢、程颐的老师,正是周敦颐引导二程去学习孔子和他的学生颜回的学说的,周敦颐鼓励二程去寻找“孔颜乐处”,二程在回忆跟随周敦颐学习时说过:“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二程遗书》第二卷),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在贫困中探索学术问题的精神快乐对周敦颐激励很大,后来,“孔颜乐处”便成了的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此外,周敦颐于《太极图说》等书中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此外,另一位影响宋明道学创立的重要人物是张载,张载积极发挥《易经》《易传》的思想,特别是通过对《系辞传》的解释,张载创立了“气本论”,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基本观点。这对于应对唐以来的佛道哲学对儒学的挑战意义重大。张载很好地继承了韩愈反击佛道的理论事业。佛教讲“空”,道教讲“虚”“无”,张载则以“气”释“虚”,建立了以“气”为本体的哲学理论,这是对佛道挑战的积极回应。这对于后来宋明道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还有,张载提出了非常有名的“四句话”,后来被冯友兰先生概括为“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对于宋明理学家起了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其实,“横渠四句”后来也成了体现“内圣外王”的一种精神追求。四句之中,第一句和第三句,强调的是儒家的“内圣”追求;而第二句第四句,说的则就是“外王”方面的追求。周敦颐画像宋明道学由周、张开启其源,而真正的建立者却是二程兄弟。在“北宋五子”中,二程处于核心位置,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张载是二程的表叔,邵雍和二程一起住在洛阳,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学术,而且,二程的理论贡献对于后来的理学发展起了最关键的理论作用。二程两人中,程颢是兄长,号明道,人称明道先生;程颐是弟弟,号伊川,人称伊川先生。程颢曾出入于佛老,而后返求之“六经”而得道。程颢说“吾学虽有授受,但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参看黄宗羲《宋儒学案》)。可以说,宋明理学关键的两个字“天理”便是程颢提出来的,《礼记·乐记》里曾讲到:“不能返躬,天理灭矣”程颢引申了这一说法,提出了“天者,理也”的命题,并以“六经”为代表的古典儒学来诠释这一命题,这确立了宋明道学的根本观点,也为后来儒家学者把“内圣”与“外王”连通起来提供了哲学依据,因为天人合一,都是同一个“理”,修身与平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与程颢不同,程颐提出了另一个命题,认为“性即理”“性”即人的本性,程颐的这一观点继承了孟子的“心性论”儒家讲“人性”“心性”,讲“正心”“诚意”等,其实都是在探讨“性即理”问题,而“内圣”的关键,也是在于体悟“性即理”,推而广之,“王外”也即是在实行“性即理”的原则。如果说,程颢用“理”来规定、界定“天”的概念,承认“天”是最高的本体,但归根结底,“天”就是理,而不是虚无的“道”和神秘的“神”,对于反击佛、道意义重大。那么,程颐则是用“理”来规定、来解释人的本性,于是,人性善即是人的内心有“理”,如此一来,孟子的“性善论”“心性论”便很自然地过度到了宋明理学。而“内圣”的关键就在于去欲存理,“外王”的关键即在于依“理”而“治”二程是宋明道学的创立者,他们为“内圣外王”确立了基本理论原则。不过,真正让“内圣外王”理论走向成熟的则是朱熹。朱熹对“内圣外王”的理论贡献在宋明理学中是最值得重视的。朱熹画像第一,朱熹出入佛老,泛滥百家,而后返求诸六经,成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清人全祖望在评价朱熹的学说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儒学案·晦翁学案》),这是有道理的,朱熹不仅承继了孔、孟之学,接过了韩愈等人的反佛道兴儒家的理论主张,而且,他还扬弃佛道哲学,并积极吸收了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以二程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来源。朱熹通过长期不断地注释《四书》等,并与陆九渊等心学派别的代表人物进行激烈论争,系统地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他把程颢的“天者,理也”的命题与程颐的“性即理”的命题统一起来,并吸取周敦颐《太极图说》关于无极、太极、至诚、无欲等观点,扬弃了张载的“气本论”思想,提出了“理在气先”“理一分殊”等基本观点。朱熹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特别是提出了关于“格物致知”的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所有这些,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建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朱熹重新编排和解释《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把“格物”视为是最基础。在他看来,格物才能致知,致知才能正心、诚意。朱熹发展了二程的思想,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时,既不离开具体事物,又不停留于具体事物上,而是要从具体事物中去“穷理”,“格物”是为了“致知”,“致知”即是“穷理”朱熹拓展了“内圣”之道的新视野,使《大学》的理论内容与道德理想紧密契合起来,让理学关于“内圣外王”的学说建立在以《四书》为代表的经学的理论基础上,在更深更广的理论形态上,使伦理与政治高度统一起来,使理学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后期的绝妙的“政治学”朱子讲学图第二,朱熹认为“理为太极”,而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理寓于气中,理为先,气为后;而且,理在体现在人身上便是人性。朱熹以二程“理本论”为基础,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和张载的“气本论”,以“理在气先”为核心观点建立了朱子理学,将“理”视为“太极”,将“气”作为“理”的展开和体现。将“人性”归结为“理”如此一来,“理”既是天地万物总的那个“理”,是“理一”,而事物又各自有一个理,即是说,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是“分殊”朱熹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朱子语类》卷十八)。朱熹还将“理一分殊”的理论推及伦理方面,他在《西铭解义》里说:“天地之间,理一而已。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又说:“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四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的不殊哉!”(《西铭解义》)也就是说,人性同是那个“理”,都必须遵守共同的“理”的原则,即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但是,从分殊看,具体的人又都有各自的“理”,是有差别有等级的,各有各的地位和义务,这其实是在表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与此相关,朱熹继承了张载关于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继承了二程关于人性分为“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并对张载、二程关于人性的观点进行改造和发挥。朱熹结合“理气论”仔细地论述了人性二元论的观点。在朱熹看来,“理”与“气”是人生不可缺少两种因素,“理”于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而人一形成,“理”便附于人体,体现为仁、义、礼、智等因素。在他看来,这便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所以称为“天命之性”(这或许是朱熹在解释孟子的“性善论”);然而,人体初形成时,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有所不同,便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产生了性格气质上的差异。而这善恶相杂的气质性格,便称为“气质之性”,而人的身上都并存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人性的修养就是要去恶扬善,让“气质之性”尽量减少,让“天命之性”不断增加,所以,增加“天命之性”是修养的目的,也是教育的目的,当然,也是“格物致知”的目的。而人性中充分体现了“天命之性”,那就成了“圣人”朱熹的“人性二元论”不仅仅是张载、二程思想的发挥,而且也是孟子“性善论”和“心性论”的新发展,这为“内圣外王”理论提供了系统的从“理气”关系到人性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关系的理论基础,使“内圣”修养不仅有了本体论根据,而且还有方法论上的可操作性。由此,人要达到“内圣”境界,就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事了。朱氏宗祠第三,朱熹提出了关于“格物致知”的系统理论,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朱熹34岁时孝宗皇帝召见他,而朱熹给孝宗所讲的内容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认为,欲知帝王之学,须要先懂“格物致知”,只有知晓“格物致知”,方能通晓帝王的统治之道。第二年,朱熹又应召去见皇帝,他对皇帝讲“大学之道”,其核心观点,仍然是“格物致知”,这一次,朱熹大胆地批评皇帝,说皇上没有做到“即物穷理”,没有做到“即事观理”,因而才未能收到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孝宗原本就是一位不喜欢被批评的皇帝,朱熹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竟然先批评皇帝没有做到“即物穷理”,对此,孝宗很不高兴。朱熹的两次进宫奏对,都让皇帝感到很不爽。又过了十几年,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当时全国大旱,皇帝为了表示亲民,便召集学者多提出批评和建议,朱熹是一位忠直的士子,这一回又忍不住了,他果断地写信上谏,讲“天理人欲”“正心诚意”,批评皇上因不能“格物穷理”,所以只能亲近一些佞臣,轻视国法纲纪,不能治国平天下。皇上看了谏书后勃然大怒。此外,朱熹在晚年又想入都奏事,有友人劝他不要再讲“格物穷理”“正心诚意”了,理由是皇帝不爱听,讲了会冒犯皇帝。朱熹听了,很严肃地说,“正心诚意”是他的平生所学,如果不讲此论题便是欺君。结果,见到皇帝时,朱熹依然提出了批评,说皇帝内心“天理有所未存”“人欲有所未尽”,所以治理不好国家。朱熹屡次冒犯皇帝,后来,朱熹果然遭受处置了。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残酷清算,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有人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被流放或下狱,朱门遭到严重打击。朱熹一直执着于坚持“格物致知”的观点,将其作为“穷理”的根本途径“格物致知”出于《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一语,程颐最先发现了这一语的价值,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朱熹在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又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全书》卷六十二)其实&#;,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穷理”,而“穷理”在于成为“圣人”,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大学》格物致知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这里所述之“天理”是指人性中的“天命之性”,也是指仁、义、礼、智等,而“人伦”“圣言”“事故”便是天理的体现、阐发或应用。如此看来,朱熹之所以执着于向皇帝讲“格物致知”,讲“格物穷理”,讲“正心诚意”,并将其视为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法,看成是知晓帝王之学的根本,其原因就在于,朱熹认为只有能“格物致知”,达到“穷理”的效果,养成“正心诚意”的心境,才能“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也才能治理好国家。显而易见,在朱熹看来,只有“格物”才能“致知”,而“致知”为的是“穷理”,只有“穷理”方能“正心诚意”,而有了“正心诚意”才能推及于“治国平天下”可见,朱熹为皇帝讲“格物穷理”“正心诚意”用心何其良苦,这为的是让皇帝知晓帝王之学的真谛,可是孝宗皇帝不仅不能理解朱熹的诚心,反而听信奸佞谗言,对理学大肆清算,将朱熹罢职。朱熹执着地对孝宗大讲“内圣外王”之道,可是孝宗根本就没有能明白,他辜负了朱熹的一番苦心。第四,程颢、程颐兄弟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在此基础上,把《大学》重新编排整合,分为一“经”十“传”,形成了“三纲领”“八条目”的基本理论,阐述了“内圣外王”的基本内容。而朱熹对《大学》经、传的编排,后来被儒家学者们演化为关于“内圣外王”之道的系统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在南宋以前从未单独刊印过。《大学》首次受到“优待”是程颢、程颐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成为重要文著。而朱熹则在此基础上,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古代治学,“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小学”“详训诂,明句读”,而“大学”主要讲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大学》被朱熹这么一编排,成了一本十分重要的经典,其中“经”一章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对《大学》的阐释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首先,“大学”是让人知晓治国兴邦的大道理的,是为政之学,也是“修己安人”的学问,所以,《大学》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次,“三纲领”是修身的基本原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明德即是彰显德性,行善避恶;亲民即是助己助人,使民有新样;至善是身心和谐,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其中,“明明德”是根本,而在内,便是“止于至善”,达到合理、至高的境界,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对外,是“亲民”,让帮民众,让民众天天有新生活。也可以说,“止于至善”是“内圣”境界,而“亲民”是“外王”的事业,它们从内外两个方面体现了“明明德”的效果。再次,“八条目”是修身治政的方法步骤。格物即是格知事物;致知是认知事物之理;正心即心意要纯正;诚意即意念要诚实;修身即提高自我修养;齐家即经营好家庭;治国即以德治理好国家;平天下就是让天下能太平安泰。其中,前面“五条目”主要讲的是“内圣”的步骤和道理,而后面“三条目”主要讲的是“外王”的步骤和道理。最后,《大学》实际上所阐述的即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大学》着重阐述了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其中,“三纲领”中的“明明德”是根本原则,而“至于至善”是指“内圣”的最高境界,“亲民”则是治政的要点,即“外王”的根本策略“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侧重于“内圣”方面,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侧重于“外王”方面,前者是“内求于己”,后者是“外用于世”,这两者合起来就是孟子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阐述的正是“内圣外王”根本道理。对于儒家的修身学问,梁启超先生有着高度而精确的概括:“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功用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梁启超《儒家哲学》)梁启超见解深刻,道出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真谛。白鹿洞书院第五,朱熹的观点让“内圣外王”理论走向成熟,并且,使“内圣”推至“外王”有了合理的理论根据。在宋明理学中,“内圣外王”一词最早见于程颢的论述中。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四所录的关于程颢议论邵雍的话语清楚地表明程颢提到了“内圣外王”:“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访康节于天津之庐。康节携酒,饮月陂上,欢甚。语其平生学术出处之大致。明日,明道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无所用于世'纯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内圣外王之道也'是日,康节有诗,明道和之,今各见集中”显然,程颢与邵雍在讨论学术时,谈到了很多问题,而程颢以“内圣外王之道”来概括,这表明,程颢对于“内圣外王之道”在心里是很清楚的。不过,程颢认为,邵雍的学术思想“无所用于世”,所欠缺的是外王关怀。程颢认为:“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程氏遗书》卷二上)可见,在评述邵雍学说时,程颢是关注到“外王”方面的理论标准的,尽管当时阐述“内圣外王之道”还不是评价学术的最重要标准,但二程也没有忽略这一理论标准。程颐说过:“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程氏文集》卷五)“君子之道,贵乎有成,有济物之用,而未及于物,犹无有也”(《程氏粹言·人物篇》)其中的“后施以及人”和“贵乎有成,有济物之用”说的就是推及“外王”的问题。朱熹吸取了二程的思想,把“内圣”与“外王”贯通起来了,开始注重把“内圣”修养落实到“外王”的追求上。在上述介绍朱熹注解《大学》时,朱熹说过:“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显然,在朱熹看来,《大学》“明德”与“新民”分别指的是“内圣”与“外王”两大理论方面。朱熹还明确指出:“新民必本于明德,而明德所以爲新民”(《语类》&#;卷六十一)宋代理学发展到朱熹的阶段,朱熹已经比较明确的认识到,只有在“内圣”之学大明之后,“外王”之道才能有充分的实现,“内圣”与“外王”是贯通一体的,这正是朱熹将《大学》置于四书之首的根本原因。上述关于朱熹解释《大学》的观点表明,《大学》“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正是由“内圣”推至“外王”的,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却是由“内圣”到“外王”(圣而为王),和由“外王”到“内圣”(王致知而成圣)都必须具备的修养,是为学和践行都必须遵守之道。其核心基点正是“明明德”这是儒家德政、仁政的核心命题。朱熹吸取了程颐“性即理”的观点,在爲学工夫上对“尊德性”也是很关注的,但到了晚年,他更注重于“道问学”,十分关注“内圣”必须落实为“外王”的问题。朱熹说:“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而所谓切要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理……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朱子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三)在这里,朱熹将“正心诚意”与“欲平天下”联系起来考虑,表明了“立其本”或“正心诚意”才能推至“平天下”,此二者就不仅是贯通关系,而且还具有本末关系,从逻辑上说,“内圣”与“外王”是贯通的;而从具体的践行来看,“内圣”为本而“外王”为末,先养成“内圣”才能实现“外王”,当然,“外王”为末,但并不等于是可有可无的,“外王”是目的,“内圣”没有推至“外王”就是虚而不实的。而且,正是由于朱熹重视“内圣”与“外王”的贯通性、连续性,以及“致知”与“平天下”的关系,所以,在“朱陆之争”及“朱陈之争”之争时,朱熹对陆九渊的批评和对陈亮的批评,便是以“内圣外王”的统一之道为标准的。在朱熹看来,陆九渊着力于“心学”的探索,偏重于对“内圣”关注而欠缺对“外王”的阐述;而陈亮则与此相反,由于特别关注“事功”方面,便偏重于“外王”的阐释而欠缺对“内圣”的论述。朱熹的批评很尖锐,他认定陆九渊乃“抚学有首无尾”,而陈亮则是“浙学有尾无首”(《语类》卷一百二十四)。朱熹的意思不难明白,陆象山的“心学”只重“内圣”而忽视“外王”,而陈亮之学则只重外视“外王”而忽视了“内圣”二者都走偏了,而朱熹认为自己所做的才是对的:“内圣外王”连&#;续体,是贯通的,由前者推至后者,而后者是目的。在朱熹看来,陆象山与陈亮都割裂了“内圣”与“外王”的连续性和贯通性,只不过,陆学重“内圣”而无法推至“外王”,其学说是玄虚的,最终必通于禅;而陈亮之学重“外王”而忽略了对“内圣”的问寻,太过于追逐功利了。朱熹在对《大学》阐释中明确表示:“论本末,修身爲本;论轻重,天下国家爲重”(《语类》)这就是说,以本末论之,“内圣”工夫爲本;就轻重论之,“外王”工夫爲重。总之,朱熹论述了“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君子贵本”以及“修身事君初非二事”、“正心诚意”与“欲平天下”对应起来等观点,清楚表明了“内圣”与“外王”具有连续性、贯通性,前者能推至后者,而且,后者是前者的目的。朱熹的这一理论是非常厉害的统治术,他将“圣”与“王”统一起来,将“德治”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于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体制是非常有效的,可惜,朱熹对孝宗皇帝讲过多次他的理论,而孝宗不懂,还将朱熹罢职了,清算了“理学”后来,宋理宗才认识到朱熹的价值,他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官员士人学研《四书集注》,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后来的一些睿智的统治者,如清康熙帝,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等,对朱熹以及他的理学极力推崇,研习之,运用之,赞赏有加。其实,对于“内圣外王”之道,应注重从两方面去分析,一方面,作为统治阶层推崇的官方学说,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关于“内圣外王”理论,有其服务于封建官方统治者的反动性和保守性,在封建社会后期,起到了抑制新思潮,压制民众的创造性,奴役民众思想的作用,无疑是应该批判和谴责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朱熹的学说对于塑造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影响是很大的,朱熹经常前代儒家学说,扬弃佛道,总结宋明理学诸位学子思想的系统化理学理论体系,是对宋时哲学思想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在当代仍然是有一定意义的,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比如“亲民”原则,如果改变为以民为本的观点,就具有积极意义了;再如,关于“止于至善”的境界,如果不是儒家的纲常善德,而是变换成了为大众服务的行善道德境界,也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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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三国良将系列之周瑜(下)煮酒论英雄,且谈三国人物建安五年(200),孙权继位后周瑜留在吴郡辅佐。鉴于周瑜与孙策交情深厚,于是母亲吴夫人命孙权以兄长之礼来尊敬周瑜。当时孙权不仅年纪小,官职也不高,仅仅是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这一时期天下局势纷乱,军阀与部下之间还未形成严格的君臣关系,所以一些将军、幕僚在孙权面前并不太注重礼节,比较随性。唯独周瑜每次都恭敬地行臣子之礼,以此表明对孙权的支持,并帮助他树立威望。在周瑜的率先垂范下,各位将军、幕僚对孙权也逐渐尊敬,君臣关系变得正式、严肃。这对江东集团的凝聚力非常关键,只有孙权的权威树立起来,才能避&#;免成为一盘散沙,形成战斗力。周瑜重大事件之八——劝谏孙权拒绝遣质建安七年(202),曹操最大的劲敌袁绍病死。风头正盛的曹操于是修书一封给孙权,叫孙权遣子入质。孙权召集群臣开会商议,张昭、秦松等人犹豫不决。孙权本意不想遣子,但会议上分歧严重,许多人倾向于入质。孙权也有些不自信,于是单独将周瑜召至母亲面前询问意见。周瑜当然反对遣子入质,因为这等于江东集团成为曹操的附庸。周瑜对孙权说道:“从前楚国最早在荆山脚下立国,方圆不过百里,却能凭借继任者们的贤能广开疆土,以郢城为基业占据整个荆扬之地,疆域直达南海,传国九百余年。如今将军您继承父兄之资,坐拥江东六郡之地,兵多将广、物资充沛,凭借长江地利拥有强大的水军,所向无敌。这正是用武之时,有什么可顾虑的,而想要送人质呢?”这话说得孙权不住地点头,周瑜见状继续说道:“人质一旦送往许昌,则我们就成了曹操的附属,今后将听其差遣,受制于曹操。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您被封为侯,拥有几十名仆人、几辆车、几匹马而已,岂能与面南称孤相比?不如先不送人质,静观其变。如果曹操真能平定天下,将军您再投降为时不晚。如果未来曹操受挫,天下进一步动乱,到时将军起兵抗衡,以待天命,更加没必要送人质啊!”吴夫人深以为然,对孙权说道:“还是公瑾说得对。公瑾与伯符年纪相同,只小他一个月而已,我将他视为自己儿子一样,你也要把他当作兄长侍奉”孙权得到周瑜的大力支持后,下定决心不送人质给曹操。在周瑜的这段话中,出现“南面称孤”之语。这四个字是何意,想必大家都清楚。这一大段周瑜的话出自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其中还有“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之语,这个意思也非常明显。从这些话语能看出些什么?这便是周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的作用。当时孙权接任刚刚两年,面临的天下形势是这样:袁绍病亡,继任者三子袁尚面对不服自己的大哥袁谭的挑战,袁绍部属纷纷选边站。刘表坐拥荆州,账面实力强于江东,但作战能力低下。西北韩遂、马腾虽然名义上服从朝廷,但实力强劲,曹操对其并无控制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已然成为实力最强的军阀,拥有优势,却又不足以完全压倒其他诸侯。所以周瑜提出两种策略,如果曹操真的能够匡扶汉室,平定天下,到时再投降不晚;如果曹操出现任何闪失,孙权就可以起兵迎战,争夺天下。当然我们知道,即便后来曹操统一北方,在占据整个中原的情况下周瑜仍然坚决主战,所以此时所谓两种策略只是抚慰孙权的言辞而已,真正的想法只有与曹操对抗这一条。还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南面称孤”、还是“以待天命”,周瑜都没有提到匡扶汉室之类的说法。相比于当时天下诸侯的主流路线仍然以尊奉汉室为口号,周瑜对孙权说的全是大实话。他就是希望辅佐孙权争夺天下,取代名存实亡的汉帝国。此时是在建安七年(202),周瑜在战略上就已经开始为孙权筹划谋图天下大计。年仅二十岁的孙权听说自己有做皇帝的可能,年轻的心能不热血澎湃?当然再也不想送人质的事情了。《江表传》载孙权称帝后,对公卿大臣们说道:“孤非周公瑾,不帝矣”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没有周瑜在赤壁之战大胜曹操,自己就没机会称帝;也可以理解为若非周瑜提议拒绝遣子入质并提出战略规划,自己当时连称帝的想法都没有。可见周瑜对孙权影响之深。周瑜重大事件之九——征讨麻、保二屯建安十一年(206),周瑜率领孙瑜等人征讨麻、保二屯,斩杀贼首,俘虏多达万余人。对于麻、保二屯究竟在今天何地,目前已经无法确定。大量史料与分析都认为这两个地方位于南郡,但考虑到当时江夏郡还牢牢掌握在黄祖手中,孙权并不可能越过江夏去平定南郡的所谓贼兵、叛乱。早在孙策时期,太史慈就曾因征讨麻、保二屯立功,后来孙权也率领凌统讨伐麻、保叛贼,史料中孙策、周瑜、孙权三次征讨麻、保,江东集团难道对越过江夏征讨南郡境内的山贼如此执着?仅此一点便可证明麻、保二屯并不在南郡长江沿岸,而是在江东内部。不久江夏太守黄祖派部将邓龙以数千兵力攻入柴桑,周瑜迎战大胜,在追击中俘获邓龙,押送回吴郡。按照正常逻辑,当时荆州方面能主动派兵进攻江东,更加表示麻、保二屯不会位于荆州境内。两次战役结合来看,笔者认为,正是江东境内的麻、保二屯叛乱,使荆州集团认为有机可趁,所以黄祖派兵进攻,但在周瑜的有力指挥下,孙权军不仅顺利平叛,而且挫败了来自荆州的进攻。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提及的孙瑜乃孙坚之弟孙静之子,为孙权堂兄。后来周瑜攻下南郡,提议孙权西取益州时,为使孙权放心,主动请孙瑜与自己共同领军,表示打下益州后由孙瑜镇守,自己则回到孙权身边。孙瑜喜欢读书,是一名儒将。《三国志·孙瑜传》载其“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孙瑜为人谦逊,很有声望,不仅能带兵,还在驻地开设学校,设学官,很有作为。只可惜建安二十年便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否则孙权宗室中很可能出现一位名将。鉴于孙瑜事迹不多,实在惋惜,笔者在此多说几句,接下来说回周瑜。周瑜重大事件之十——舌战群儒,力主抗曹建安十三年(208)春,孙权以周瑜为主将征讨江夏,东吴将士上下齐心猛攻,最终擒杀黄祖,孙权终于报得杀父之仇,并在与荆州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好景不长,同年九月曹操南下荆州。此时刘表已死,次子刘琮继位。在蒯越、蔡瑁为首的荆州本地大族怂恿下,刘琮投降曹操。曹操兵不血刃获得荆州广阔的疆土与荆州经营多年的水军,实力暴增,原本预料中的大战风云突变,使得曹操隐隐有一统天下的趋势。近年来不少文章认为,曹操取荆州后本意没打算继续攻打江东,是孙权主动联合刘备,打曹操个措手不及,这种观点看问题不够全面。不管打荆州之前,曹操是否想过继续打江东,但曹操总体目标毫无疑问是一统天下,所以和平接手荆州后,还认为曹操没有吞并江东的意图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无异于刻舟求剑,把曹操的战略意图固定住,失去灵活性。争夺天下的豪杰出招,一招疏失将满盘皆输。所以面对庞然大物曹操,孙权紧急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大家纷纷踊跃发言,主流意见认为:“曹操来势汹汹,&#;挟天子以征四方,自己担任丞相,借朝廷的旗号行事,占据法统上的优势。如今孙将军您之所以能抗拒曹操,不过依托长江天险。可现在曹操占有荆州,在我们上游,刘表拥有的强大水军被曹操得到,将会水陆并进,长江之险已经不复存在。更不用说曹操与我们的力量对比之悬殊,我们不如主动请降”以上这段话出自《周瑜传》,并非某一个人的原话,而是主降派意见的概括,不用说,张昭也属其中。面对众位主降派的纷纷表态,周瑜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说道:“诸位所言并无道理。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孙将军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继承父兄之刚烈,割据江东数千里之地,兵精粮足、人才济济,正是横行于天下,匡扶汉室之际。曹操明明是自己来送死,怎么能投降呢?”表明自己主战态度,周瑜扫视一眼众人,转身向孙权拱手施礼,继续说:“还请允许我为将军献策筹划。第一点,假设现在北方已安定,曹操无后顾之后,就算他能够南下与我们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难道他连水战也比我们强?第二点,北方并未完全平定,西北马超、韩遂实力也不弱,是曹操后方大隐患。第三点,曹军优势在于骑兵,在这里战马无法发挥优势。第四点,冬季寒冷,中原士卒跋山涉水到此地,水土不服,必患疾病。以上四点,都是行军作战的隐患,曹操全都占了。主公擒拿曹操,就是现在!周瑜请率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证为主公击破曹操”孙权听罢周瑜这番分析当即表示同意,史料原文:“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一句“这是老天把你周公瑾赐给我啊!”看得出孙权在听张昭、秦松等人的投降言论时有多压抑。激动的孙权拔出佩刀,用力砍在奏案上,严厉地喊道:“诸位将军、官吏谁敢再提投降曹操,就与此案同样下场!”这段在《三国演义》中被罗贯中进行润色,写成孙权砍去书案一角,变得更加生动有画面感。当然历史上只记载砍在案上,到底砍成什么样就不得而知了。读到这里,不知您是否注意到,上面的场景似曾相识?没错,这场会议其实正是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原型。《三国志》这部史书当然不会把会议的全部发言记录下来,而是把投降派、周瑜、孙权的话取其精华收录进书中。所以当时的场景远不止三段发言,而是许多投降派都有发言,但主战派公开发言的则只有周瑜。也就是说,舌战群儒的人其实是周瑜,当然情节没有演义那么夸张。这并非孙权第一次开会商讨应对曹操之策,上一次会议周瑜恰好不在场,会场一面倒的投降之声,坚决主战的鲁肃都不敢公开反驳,只能借孙权中途离开时追上去单独献策。可见当时江东集团内部投降派势力之大,形势之危急,若非凭借周瑜之威望,即便孙权自己主战恐怕也无能为力。与演义相同,史书上此时诸葛亮也已经出使东吴,并在鲁肃的引荐下与孙权进行会谈。孙权当然不愿投降,只是他手下必须有人站出来公开发声才行,鲁肃此时地位还较低,不足以压制投降派,所以人选只有周瑜。说回会议之后当天夜里。周瑜独自求见孙权,进一步阐述他的抗曹大计:“其他人只看见曹操书信说水步军共有八十万,只顾着害怕而不仔细思考,所以这次会议他们的言论毫无价值。据我分析,曹操北方带来的士兵不过十五六万,劳师远征至此,已经非常疲乏。至于所得刘表军队,最多大概有七八万,这些人心怀疑虑,尚未真心归服,所以战力也会打折扣。这二十多万人不是疲惫至极就是士气低落,不足为惧。如果能给我五万精兵,就足以抗衡曹操,主公不必忧虑”孙权听罢为之一振,兴奋地拍着周瑜的背说道:“公瑾啊,你说的话非常合我的心思。别人都只考虑保全家室,不顾大局安危,让我非常失望。唯独你与鲁肃与我同心,是老天派你们来帮助我啊。只是五万精兵确实有困难,我已经准备好三万人,战船粮草也都齐备,你和鲁肃、程普先行出发,我在后方继续征调部队、筹措物资,为你们做好后援。公瑾你能打赢最好,如果不能取胜就撤回来,我当亲自与曹操决一死战”演义中将孙刘联盟以及劝孙权下决心抗曹的功劳全部归于诸葛亮,后世读史书时又倾向于主要功劳归于鲁肃。裴松之作注时便给出他的见解,认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这种看法没有错,需要注意的是鲁肃之功在于首先提出抗曹战略,而周瑜则是能够顶住投降派强大压力的中流砥柱。在鲁肃的战略中,连刘与抗曹四个字密不可分;但周瑜的战略中则根本没有考虑刘备,完全打算凭借江东自身力量抵抗曹操并战而胜之。这两种战略对江东乃至三国局势都产生深刻影响,刘备借荆州与吕蒙袭荆州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从孙权继位初期周瑜建议孙权拒绝派人质给曹操,到支持孙权与曹操开战,周瑜始终坚决主战,展现出不凡的英武气概,是孙权最为倚重的将领。周瑜重大事件之十一——会见刘备《资治通鉴》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孙刘联盟成立后,周瑜率军与刘备会师。当时刘备在樊口,焦急等待着孙权派来援军,每天不间断地派出巡逻船张望。一天,巡逻的官员远远望见周瑜的船出现,赶紧马不停蹄报告刘备。刘备立即派人带着物资前去劳军,周瑜对来者说道:“我军务在身,不能擅离职守。你家主公若能屈尊前来,我将非常愿意见他”这时的周瑜真是气派十足,丝毫没有鲁肃对待刘备那么客气。可以说周瑜并没有把刘备当成与孙权对等的盟友&#;,甚至地位连自己都不如。当然这时的刘备非常落魄,有求于孙权及周瑜,是生是死全看周瑜的表现,也无可奈何。刘备世之枭雄,也能屈能伸,为表诚意只乘一艘小船亲自去见周瑜。两人见面,刘备便问:“将军前来共拒曹操,我非常赞赏,只是不知将军带来多少士兵?”周瑜回答:“三万人”刘备一听,怅然若失的表情写在脸上:“只怕太少了”周瑜只是报以微笑,平静地说:“这就够用了,刘豫州只管观看我如何破曹就是”此时的周公瑾何等雄姿英发,器宇轩昂!刘备看了看眼前平静而自信的这名年轻将领,不知是该笑他太过狂妄、无知者无畏,还是该哭自己即将被曹操彻底打败。跟曹操对抗多年的刘备自然没什么信心,一时不知往下该说什么好,竟脱口而出:“鲁肃来了吗?可否请他出来共同商谈?”在双方主将首次见面的正式会谈中刘备竟唐突地要求见对方一员部将,不知刘备是想问鲁肃为何带的兵这么少,还是周瑜为何这么狂,不得而知,只知道此时刘备的表现很失态。周瑜正色回答道:“身负使命,不能委任给他人。如果您想见鲁肃,可以改天再找机会”刘备也意识到自己的请求很不得体,羞愧得红着脸笑了笑。面对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周瑜,刘备竟然在气场上完全居于下风,除去当时双方实力对比外,周瑜个人本身的不凡器量也非常重要。刘备作为南征北战与曹操对抗多年的枭雄,也是一等一的人杰,面对周瑜竟然进退失据,这种场面实属罕见。下一次将继续为您解析历史上的周瑜,有关赤壁之战及之后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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