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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众翔拓展 发布日期:2019年06月05日 01:50 点击: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夜,三鼓时分(子时,23点到1点之间),风尘仆仆的怀来县守臣,直趋皇城,叩响了西长安门。此时城门早已关闭,按制不到早朝是不得开启的,而此时离上朝前的准备至少还要一个时辰,可来人却等不了那么久,执意要立刻入皇城进宫,有天大的事要禀告太后。不耐烦的守卫军士从门缝中接过来人塞入的帛书,当看清帛书上的文字及印玺后,守门官如雷轰顶差点吓死过去,兹事体大!他也顾不上违制与否,当即打开城门,护送来人奔往紫禁城。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皇城之上黑黝黝的苍穹,一轮明月如玉盘高挂,本应是良辰美景,奈何此时的大明王朝却无福消受,今夜的紫禁城注定无眠!因为就在昨日(八月十五)下午,大明的皇帝朱祁镇兵败土木堡,二十余万京营大军顷刻覆灭,随扈文武死伤无数,堂堂一国之君更是屈辱被俘!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以天子御国门,威震漠北,怎料想后世子孙竟如此不肖!大明国耻,直追前宋!八月十七日早朝,受命居守京师的郕王朱祁钰,在午门前的阙左门接受群臣例行谒见,孙太后适时公布了皇帝被俘、传书索要金帛自赎于瓦剌的消息,百官无不悲恸!兵部侍郎于谦,北望号哭,誓不与虏俱生!时京师内外可战之兵,不过老弱十万,瓦剌势大,士庶震怖,南逃之声四起。好在于谦等有识之士极力主战,并在之后的京师保卫战中力挫瓦剌,这才将险些坠向深渊的大明王朝拉回正轨。我们今天再看土木堡之变,都清楚这是明代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深刻影响了明廷北部边疆的策略,军事日趋转于保守。但时至今日,围绕在土木堡之变上的疑点依然重重,“全盛之天下”的大明怎么就轻易的败了?真就如史书说言全是权阉王振一人的过错?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重新复盘整个土木堡之战。土木之变前因1、瓦剌的崛起自从明朝建立后,元廷北逃大漠,经过洪武朝的多次军事打击,北元瓦解,分裂为鞑靼、瓦剌东西两部。鞑靼部以势力强大的阿鲁台为尊,瓦剌部则是以马哈木为主。在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五征大漠,分别对鞑靼和瓦剌进行了强力的军事打击,马哈木、阿鲁台先后归顺大明。但由于阿鲁台叛服无常,多次受到明廷重创,瓦剌因此得到快速壮大。宣德九年(1434年),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阿鲁台,之后数年又逐步吞并蒙古诸部,基本上统一了草原,并立元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丞相。正统四年,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位,自立太师称淮王,联合可汗脱脱不花部,东西扩张,瓦剌势力越发强盛。从正统八年开始,也先围攻哈密,强迫大明属臣哈密王顺服他,在逐步控制了哈密卫之后,又先后将沙洲、赤斤、罕东三卫收入囊中,大明西北嘉峪关外再无屏蔽。正统十二年,兀良哈三卫也为也先所掌控。这一时期的瓦剌在也先的统治下达到极盛,志得意满、咄咄逼人的也先自然生出南侵大明的想法,而促成这一计划成行的诱因,却是朝贡贸易。2.朝贡贸易所谓朝贡,原指诸侯或属国定期朝拜天子,进献地方特产。明代立国后,恢复古来已有的华夷观念:“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作为华夏正朔的大明王朝,昭告天下,凡四方臣服者,俱可来朝建立朝贡关系,一时间东南夷、东北夷,北狄、西戎百十多地纷纷入贡,朝廷按例给予厚赏。而国初退往大漠的蒙古各部,也在永乐时期强大的军事碾压下,入贡臣服。蒙古的鞑靼、瓦剌两部每次入贡,除了能得到远远大于贡品价值的封赏外,蒙古使臣还可以在京师会同馆进行商品贸易,以&#;草原马匹、皮毛等特产换取中原丰富的物产。此外,凡入贡的蒙古使团往返京师的起居饮食都有朝廷负责,而且朝廷的回赐是以来朝的人数和地位来给赏的,对人数并没有明确限制。这种薄来厚往的朝贡制度,让蒙古诸部感到有利可图,极大刺激他们不断扩大使团的规模。在土木堡之变爆发前的十四年里,瓦剌来京朝贡的人数从最初的不满百人,猛增至千,正统十二年,入贡人数高达2472人!尽管瓦剌入贡的马匹和毛皮都有大幅度增长,可远远不如明廷的回赐丰厚。逐渐增多的使臣,让大明一时不堪重负,从正统七年起,明英宗就曾晓谕边将严格控制入关的瓦剌人数,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明政府开始将每次入贡的赏赐固定下来,以此变相削减赏额。并且正统年间瓦剌大规模的入贡,也带来很多政治问题,比如有使臣刺探城防边情,违禁买卖兵器等等。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永年先生,曾在《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一文中指出:“正统年间的朝贡已经脱出贸易常规,成为也先讹诈的一种手段”正统十三年,再次入贡的瓦剌声称使团数三千多人,实际两千多人,这是故意在虚报数目讨要赏赐。因为之前瓦剌和大明已经发生过多次朝朝贡贸易冲突,这次大明态度强硬,在会同馆官勘实瓦剌人数后,礼部验口给赏,虚报者不予赏赐。索求得不到满足,而相对之前的封赏也有所削薄,大失所望的也先不由恼怒,此时正值瓦剌全盛,兵强马壮,耀武边关胁迫大明成了也先的首要选择,于是战争爆发了!土木之变1.亲征的决议正统十四年七月,秋高马肥之际,也先恩威利诱蒙古诸部,分军四路大举入寇。东路由脱脱不花汗,攻辽东;中东路则由阿喇知院统领,攻宣府;而中西路由也先亲率精锐大军,攻大同;另一支则进犯西北甘州。实际上,早在六月十七日,明廷已经获悉瓦剌意欲攻掠大同的情报,英宗皇帝当即差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相机剿杀。到了六月三十日,英宗皇帝更是命京营马步精锐3万驻守大同,1万5千协助宣府。七月初二,关于瓦剌入侵的确切消息传来,为了备战,英宗一面派人到边镇犒赏大军,激励边军迎战,一面下令补足京营马匹,做战前准备。可以看出,明廷上下对瓦剌入侵是严阵以待,相当重视的,就军事而言,这些战前措施也都非常正确,至少此时大明还没做出错误的决策。但尽管准备充足,可现实的情况却比预想的还要糟糕!七月十一日,也先进攻大同,右参将吴浩率部迎战于猫儿庄,这一战以明军惨败告终,吴浩力战而死。紧接着阿喇知院也入寇宣府,围攻赤城堡。军情紧急,当日就传到北京,英宗皇帝按捺不住,和王振计议决定亲征。由于此时司礼监太监王振把持朝政,因摄于王振威势,对亲征之事,朝会之上没有人当场提出异议。到了十二日,皇帝下达动员令,给京营官军操练者,每人赐银一两,胖袄裤各一件,鞋二双,发一月的行军粮食,以及兵器、负辎重的驴等。按道理,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可明英宗和王振并没这么做,而是只准备了一个月的行军口粮,这摆明了是要速战速决。一方面是军情紧急,另一方面也是王振和明英宗存了大军恫吓也先,逼退瓦剌军队的心思。而后来英宗皇帝领军出征从出发到回师,如果没有土木之变,前后一个月恰巧正是实际日程,所以这次亲征虽说仓促,却也是提起制定好行程计划的,准备一个月内解决也先,然后班师。亲征计划既然已经下达,那百官们在干什么呢?按照《明英宗实录》记载,到十四日前的三天内,百官还真就没什么动静,也许是在观望,发现皇帝确实下定决心亲征,这才施施然的在七月十四日,由吏部尚书王直领衔,率廷臣合章上奏,劝谏皇帝不可躬履险地。此外,兵部尚书邝野和侍郎于谦,单上一本,劝谏皇帝以社稷为重。这两本奏疏并不能说服英宗皇帝,英宗回复道: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接下来百官们便没有再次劝谏,毕竟从太宗皇帝(即明成祖)迁都后,前三代帝王,除了仁宗在位日短,哪一个没亲自领军亲征过?况且京师三大营设立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有任何武臣代天子统御出征的情况,前朝先例在,大臣根本无从阻拦。而更加让百官无力反驳的是,十五日,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和监军太监郭敬与瓦剌军战于阳和后口,此战明军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郭敬躲入草丛幸免,石亨只身跑回了大同。这一场大败,明军损失惨重,局势的恶化极大刺激了英宗皇帝,在加上王振的极力劝成,亲征之事已无可避免,这时候没有人能找到合适理由阻止皇帝效法祖宗的武功。亲征并不算是错误的决策,那是外部紧急军情和明廷历代君主统军的内因促成的,唯一错误的是,战争不是儿戏,它充满了偶然性,一个长在深宫的帝王,和纸上谈兵的太监王振根本没能力指挥数十万大军,从皇帝下达亲征的指令后,这场战争的走向就充满了未知,这也是&#;百官所忧虑的地方。2、回师路线之谜诏命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师后,在一干文武大臣的扈从下,英宗皇帝亲率二十多万大军于七月十六日出师,前往大同。关于出征的兵力一说五十万,实际上五十万为号称,不可能有这么多,根据李新峰先生考证,实际人数多不过二十万,甚至可能更少,这也是比较合理数字。七月二十三日车驾到宣府,二十四日到达鸡鸣山。越近边地,随行的大臣越恐惧,而且此时王振的专权跋扈也引起大臣不满,有人建议杀王振,然后派遣大将领兵前往大同,其余人和皇帝返回京师,但都慑于王振,人人自危,没能成行。七月二十八日,车驾到达阳和城南,来到之前西宁侯宋瑛等全军覆没的地方,只见伏尸遍野,极为惨烈,全军上下无不胆寒恐慌。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这时也先的大军已经退回关外,再加上连日来风雨交加,军心不稳,随扈大臣都建议班师,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也秘告王振形势的严峻,于是初三日明军回师。但回师路线中途存在变更,这便成了后世争论土木惨败的焦点。首先回京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沿边塞到宣府原路返回;一条经蔚州过紫荆关,回銮京师。紫荆关这条路线因深入内地,相对安全,也是百官所赞同的。按照史书上的说法,初议从紫荆关入,但因王振是蔚州人,开始也存了邀请圣驾到他家乡炫耀的心思,便同意了,但走到半途,王振又怕大军踩坏乡土庄稼,便改变主意重新令大军改道宣府。正是王振随意改变行军路线,让“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兵败的责任全归咎于王振,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根据《明英宗实录》,来看看明军回师的路线:初三,车驾次双寨儿;初四,车驾次滴滴水;初五,车驾次洪州方城;初六,车驾次白登;初七,车驾次怀安城西;初八,车驾次万全峪;初九,车驾次阳和北沙岭;初十,车驾次宣府。这些地点对应为今天的地名,分别是阳高县双寨村、阳高县滴滴水村、阳原县、阳高县大白登镇、怀安县怀安城镇、万全县左卫镇、阳高县北沙岭、张家口宣化区。地点所在如下图所示:接着我们按照行军的顺序,将上边的地点连起来,如下图所示:你会发现,这个路线明显有着巨大的漏洞,初三日到双寨儿一天行军一百二十多里,步骑相合的大军,又不是纯粹的骑兵,一天行军一百多里很难想象,而之后的初九和初十更是不可思议,先掉头两百多里,又折回两百多里到宣府,太过玄幻,更不可能,只能是实录记混了几个地点,毕竟现在的实录是清初的抄本,誊录错误也有可能,为此笔者重新梳理后,行军路线如下:大军先沿边墙向北沙岭,后王振改主意走紫荆关,折回南下滴滴水,至洪州,又改路线经白登、双寨、怀安城、万全峪重返宣府,这样更符合逻辑。&#;而之所以如此行军,因为英宗一开始并不想一仗未打便灰溜溜的返京,他和王振便决定沿边至宣府寻中西路的瓦剌军至少打一仗,但行至阳和卫的北沙岭,再见到死难的大军,军中骚动,风雨雷电又大作,百官劝说改走紫荆关,而王振心里也打鼓,便邀请英宗顺道到驾临他蔚州老家,改变路程南下。可到洪州,不论是否是王振怕踩坏家乡庄稼,而劝英宗改了主意重走宣府一线,但可以肯定的是,往返的折腾不仅浪费时间,让也先有时间尾随而来,更是令军心士气大丧,虽说这并不是兵败的主要原因,可接下来英宗的军事冒险却将大军置于危险境地。3.驻跸土木堡八月初十,明军到达宣府,这时已经发现了瓦剌的主力,兵部尚书邝野两次建议英宗急趋入关,派重兵殿后,但被王振严辞拒绝。十一日,明军出宣府东南行军五十多里,到了十二日只行军二十里,驻扎雷家站,十三日更是原地未动。很明显明英宗和王振此时在等待尾随其后的瓦剌大军,以求决战。也正是十三日时,英宗接到后军被瓦剌袭击的消息,他立刻派恭顺侯吴克忠率军回击,而本部大军在原地展开待敌。可战场的变化瞬息万变,吴克忠的军队陷入伏击,全军覆灭,只有吴克忠的儿子吴瑾只身逃回。这时已到傍晚,英宗大惊之余又命成国公朱勇领兵四万救援,可惜大军在鹞儿岭再次依遇伏,全军尽遭屠戮,朱勇也战死。接连的败仗,至少七万大军覆灭,让全军上下胆战心惊!十四日一早大军不敢停留,继续行军三十多里,来到了战役的关键地点,土木堡。这时天色尚早,大军离怀来城只有20里,为何不驻跸城防更优越的怀来城,反而停在了土木堡?按照《明史纪事本末》上的说法,是王振有一批辎重落在后面,为了等辎重队赶上,致使明军不得已在土木堡停下。而有意思的是《明英宗实录》上却是另一种说法,称王振因接连失利,身体抱恙(可能是吓出病来了),才止与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倒也适合驻军,可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无水,明军掘地两丈也不得水,而最近的水源是南边十五里处的妫水(永定河),但永定河已被瓦剌占据。这时候疑问来了,当时的怀来城就在永定河旁,为何没有守军及时制止?实际上早在七月中旬,阿喇知院围攻独石城、马营时,守备赤城堡的指挥使郑谦、徐福,以及雕鹗堡指挥姚瑄闻瓦剌入境,率先弃城挈家奔走,以致于带来严重的连锁反应,怀来、隆庆、龙门卫的指挥官易谦等也有样学样,望风奔溃,宣府北路、东路几乎等同无人区!这些弃城而逃的军官跑到居庸关,大言不惭的声称驻军居庸关,为京师声援,完全不在意此时皇帝正挡在前边正往大同。宣府北路、东路的剧变并没有及时通知英宗的大部队,直到八月九日,镇守居庸关的孙斌上奏了边将弃城逃跑的丑事。所以这也是瓦剌骑兵可以在宣府周围来去自如,更能迂回包抄英宗车驾,扼断水源,甚至已经接管了怀来的城防,让明军陷入被动,不得已停在土木堡。八月十四日晚,在明军刚驻扎建立营防后,也先就已尽领兵连夜猛攻土木堡北的麻峪口。十五日上午,瓦剌骑兵完成了对土木堡的合围,明军情势危急。这时候英宗和王振不敢擅动,依托坚固的营防守御,也先一时也奈何不得,只是此时人马缺水一天,大军上下焦虑不安。而也先也怕时间一久,明军援军到来,形势不利,便假意讲和麻痹明军。陷入危地的英宗自然求之不得,立刻写好敕书,并派通事随瓦剌使者返回。这时合围的瓦剌军忽然撤开南面防守,英宗和王振以为议和之事已成,当即命饥渴的大军移营就水,哪知瓦剌大军忽然杀了过来,高呼:“解甲投刃者不杀!”毫无斗志的明军立刻崩溃,纷纷放弃抵抗,大军倒戈,自相蹂践。据幸存的大臣李贤事后回忆,此战“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分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扈从的公侯伯和文武大臣战死无数,王振死于乱军,英宗也成了瓦剌俘虏,土木堡之战以明军彻底覆灭告终,其时情景当真是惨不忍睹!明军之所以失败,除了王振的专权跋扈,把持军事指挥权造成明军一再错失良机外,明英宗的轻敌冒险和宣府武将的懦弱弃城也有很大关系。战后,于谦、叶盛等大臣就曾气愤的指出,如果不是宣府东北两面,独石、永宁、怀来等十一城守将弃城而逃,六师何至于失陷土木!也有说法称土木之变是文官集团的阴谋,这种说法甚为可笑,内阁首辅、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一大批文官战死,哪有文官自己算计自己的阴谋?王振的怂恿,皇帝不懂兵事的盲目冒进,以及贪生怕死的武将弃城逃窜,共同导致了土木堡之战的惨败结局。这是大明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之下,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悲哀!

  来源&#;&#;&#;:钱江晚报

  今年44岁的昆明恶霸孙小果,估计要去西天了。其实,他24岁那年,就该去了。那年,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诉,又被云南省高院驳回。按说,活不过一周。可是,他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十来年后,又在昆明的娱乐场所混得风生水起,被称作“大李总”孙小果有三个名字,原名叫陈果,还有个名字叫李林宸。孙姓,是母姓,陈姓是其生父姓,李姓是其继父姓。孙小果上面还有个亲哥哥。哥俩相差几岁,不知道。但是,孙小果是1975年生人。他17岁那年,他妈妈改嫁,嫁给了比他大15岁的继父。那一年,他妈妈应该四十多岁了,而他继父才32岁。他妈妈和继父究竟产生了怎样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通过孙小果每每逃脱法律的制裁略知一二。1994年,孙小果就犯案,他当警察的妈妈和当区公安局副局长的继父一使劲,先是改了他的年龄,说他1977年出生,后又保外就医,没坐牢,依然是自由身。1998年,孙小果再次犯案,这一次,当地警方居然发现他还在刑期。接着&#;再查,居然发现两难,办也不是,放也不是,无奈,选择媒体介入,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一报道,举国皆惊。高层批示之下,这个“白天小平管,晚上小果管”的恶霸,很快领来死刑。这个时候,孙小果的母亲和继父也因为四年前的违法行为受到查处,他母亲被判了四年刑,他继父被免了职。可以说,孙小果应该是没有人再来救他了。然而,就在距离死期一周的七天里,孙小果应该是因有重大立功表现,等来了刀下留人的机会。另外两种留人的原因他不会有,一是孕妇怀孕,二是发现冤情。这次刀下留人,应该有判决书。但是,都还没看见。官方调查还在继续,相信这个东西要查到,否则,无法自圆其说。留人之后,孙小果的妈妈很快也自由了,继父转任并升职&#;为区城管局长。当然,孙小果的减刑之路也开始了。他妈妈拿着一个关于窨井盖的发明,为他奔走,成功减刑。于是,2010年,孙小果变身为“李林宸”就又自由了。两三年后,“孙小果”和“李林宸”都开了夜店,牛逼哄哄。又是近十年,到了2019年,简直就是胎里带,孙小果又因犯案被抓,这次遇上了打黑除恶,当他的名字再进入人们视线,一个个都惊掉了下巴:天啊,孙小果不是已经死了吗?咋还活着?孙小果这个打不死的小强,再次引发众怒。最集中的怒火是,孙小果的生父是谁?如果他的生父是一位高官,那么,孙小果成为打不死的小强就符合常识和逻辑了。然而,根据官方的回应,人们发现,孙小果的生父是个普通人,1996年瘫痪,2016年就死掉了。至于他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就更普通了,且都已经过世。如果是这样,根据常识和逻辑,人们的疑问还有:孙小果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后,当他母亲和继父都处于权力的最低谷时,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秘力量产生了“刀下留人”的奇迹?孙小果的妈妈和继父是真的遇到了伟大的爱情了吗?这个继父咋就心甘情愿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为这个拖油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知道自己不久就会转任城管局长吗?孙小果出狱后大开夜店成为“大李总”,那副四处招摇的丑恶嘴脸,咋就那么底气十足天不怕地不怕?要是没有这次打黑除恶,他会这么快走到穷途末路吗?那些最近被查的数十位公职人员为何拼上前途要来保护一个普通人家的死刑犯?他们是白痴吗?仅仅是侥幸吗?…………从中央都云南,对于孙小果案表态明确,那就是要办成铁案,对其“关系网”和“保护伞”,要坚决彻查、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应该说,这一次,孙小果是死定了,他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也死定了。问题在于,孙小果的生父越普通,社会公众越害怕。一个罪行累累的死刑强奸犯却可以通过种种违规手段的运营后,继续逍遥法外,还成了大老板,这样一起个案,足以击溃很多次普法宣传带来的法治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案件离奇复杂,更是因为这极大地挑战了公众关于公平与法治的基本认知。正如媒体人狄宣亚所说,我们的追问,也源于一种自危之感。本质上,很多人关注孙小果案,也是将自己代入其中:如果让孙小果这样的人横行法外,自己的安危又如何保障?关注孙小果案背后的保护伞,本质上关注的是我们自己。再有,在法学学者哲刚看来,如果说,以往发现的一些死刑错案是查错了对象,误判了犯罪人,而这次孙小果案很可能是有人枉法故意放纵本该判处死刑的罪犯,如此一来,这就要成为又一类错案的典型。这种死刑错案在某种意义上,对国家法治的破坏更大,更损毁司法的公信力,纠错也需要来得更彻底“等了半天大老虎,结果却来了几只小耗子”如何看待这个问题?5月30日人民网评认为,“大老虎”能够动用和调配的资源,让其有足够能力“发威”,这在常人的认知中不出意外。但一群小鱼小虾,也能掀起滔天巨浪,才是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看看孙小果案涉案人员:云南政法系统21人,犯罪嫌疑人32人,父母2人……他们官小权大,兴风作浪,共同导演了孙小果“亡者归来”的剧情。其中的跌宕起伏,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也让人听之不寒而栗。既要“打虎”,也要“拍蝇”执着地追问“老虎”是谁,很重要。切实预防和管控法治流水线上每一个可能掉链子的环节,更重要“苍蝇”飞在人们身边,它们营营着追腥逐臭,更容易直接触发“塔西佗效应”,导致“你说我不信”、“越说越不信”的群体效应,在网络新型熟人社会蔓延。公众心理的抵触,&#;舆论信任的消弭,必将让公权力对公众的影响力衰减。这比孙小果案的事实是什么更加让人怵目惊心“孙小果案”的第一季随着其生父的信息披露已经结束;第二季刚刚开始,依据常识和逻辑,让我们等待答案,以此验证法治进步的成色。文/朱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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