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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众翔拓展 发布日期:2019年06月05日 01:52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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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三百零九):掩耳盗铃响叮当。在北洋史上,北洋中枢“城头变幻大王旗”,走马灯般轮番坐庄的执缰人,总要对前任之徒进行惩治,于是屡有“通缉令”下发,看似义正词严,但是每又通而不缉,敷衍了事,通缉令只能成为纸上的“客套”文章,如同上演闹剧一般。这也是北洋时期的一大特色,严与宽不过是一场场门面的“妆点”民国五年,北洋军阀的老头子逆流而为,最终众叛亲离而覆灭,是年七月十四日,新组建的北洋中枢下达了惩办“祸首”的通缉令:“始祸请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著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概宽免”?这个通缉令的产生,本有着一番激烈的“桌下”讨价还价。西南诸公提出的名单是十三人,即“筹安六君子”和“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人,这些人曾被称为“十三太保”事实上助纣为虐的又岂止这十三人,西南方面是尽量减少覆盖面,以便于北方接受。但就是这样,新任阁臣之首段祺瑞也不接受,他根本就不愿惩治这批人。一则他与其中的不少人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二则他虽不赞同逆流之举,但这些人死心塌地为袁效命的精神,却是维系北洋势力所必须的“传统”,他既继承了“北洋团体”的衣钵,袁之羽翼就是他的羽翼?段祺瑞自然不愿惩治这些人,相反还竭力为他们开脱庇护。就在定夺这批名单时,袁克定打来急电替雷震春、张镇芳乞情,冯国璋来电替段芝贵求情,当然他们也是有人马、有地盘的实力军阀,于是这三个名字就从名单中剔了出来;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中又少了两个;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为向南方示好,李燮和和胡瑛也不应列名,因此这两位“墙头草”也逍遥法外了;袁乃宽袁氏的族侄,所以也被段祺瑞从名单中勾掉了。这样一来,“十三太保”的名单只剩下“五太保”了。北洋军阀又不好再搪塞西南军阀,便又捡了与“北洋团体”关联较浅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递补进名单,其实他们三个只是“跑龙套”的角色。但是,对段祺瑞来说,凑成这八个人的名单足够应付,于是这份“通缉令”应运而生。此外,张勋通电公然反对惩办,他说:“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其实即便下了通缉令,北洋军阀也不是真心要通缉这些人。早在通缉令下发前,北洋中枢就通过各种途径,暗示榜上有名的人从速离开京畿。不久,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由北京搬到了天津租界,还有人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那些不在名单的参与者,因为通缉令中有“其余一概宽免”的字样,仍然高枕无忧,所以说冠冕堂皇的通缉令,不过是徒具形式、掩人耳目的手段而已。参考资料:《菜根谭》、《钟山风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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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浦东机场买什么、吃什么?在硕大的航站楼里如何精准地找到自己购物单上的店?日前,浦东机场“商业智能多媒体导购屏”正式上线,两座航站楼共设置了十处。途经浦东机场的旅客可通过触屏快速查找目标品牌、到达目标店铺,第一时间解决旅客买什么、吃什么、找不到等困扰。浦东机场的“商业智能多媒体导购屏”,结合机场内商业布局、旅客动线和消费习惯等要素,在旅客聚集较多的T1、T2航站楼出发公众区、国内、国际、港澳台出发大厅和交通中心区域共投放10台机器。导购屏还采用“多面。屏”的展现形式,以便在客流高峰期供多名旅客同时查询。在内容上,商业智能多媒体导。购屏涵盖浦东机场所有商业餐饮店铺信息,并将店铺按照候机楼区域和商业业态进行划分,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查找商业餐饮店铺的位置、营业时间、推荐产品、店铺活动等。商业智能多媒体导购屏搭载定位导航系统,在提供精准导购的同时,快速帮旅客规划最优路线,为旅客预留更多购物时间,并以3D全息投影的全新模式进行动态指引。眼下,浦东机场内部分店铺已实行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营业,以便旅客在不同时段购物、进食、休憩。浦东机场表示,未来还将持续优化商业布局,打造品牌集聚地的同时,持续提升商业服务和消费环境,持续改善旅客出行的购物体验,努力打造具有机场特色的购物品牌。作者:李静编辑:王嘉旖责任编辑:邵珍*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为锦鲤妈咪原创作品,图片为锦鲤妈咪原创插画,欢迎个人转发、收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别人的重视,希望。自己的委屈,能够得到别人的关心和鼓励。特别是对于父母来说,为了孩子默默付出,可能是很多家长的常态了,但是家长也会希望能够得到孩子的认可。可是事实就是,很多时候,想象和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怎么生了一个白眼狼?小刘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外地打拼,很多时候都觉得力不从心,但是每次她都用孩子鼓励自己,这才坚持了下来。但是女儿对于小刘的辛苦却是毫不知情的,渐渐的,小刘也开始有些心酸,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被孩子看到,没有被孩子珍惜。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甚至让小刘产生了一种,自己花钱养了一个白眼狼的想法。因为轻信他人,小刘损失了很大一笔钱,因为这样的失误,小刘近期一直都陷入不好的情绪当中。但是女儿丝毫没有注意到妈妈的问题,反而不断地问妈妈要钱。小刘心力交瘁,告诉女儿自己出了这样的问题。没想到女儿却只回了一句:“你自己不小心,能怪谁呢?”说完之后,仍然是催促小刘给她钱。女儿的这种做法让小刘伤透了心,在和好友聊天的时候,小刘提起了这件事,伤心地感叹道:“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白眼狼”朋友听完小刘的话之后,也是义愤填膺,但是冷静下来之后却询问小刘,在平时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对孩子共情能力的培养。其实孩子之所以会有这种“白眼狼”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像家长想象的一样,是不孝的证明,而是因为孩子没有共情能力。什么叫做共情能力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但是却不能准确地说出来比如你看到新闻中,年迈的父母被孩子抛弃,你会觉得很伤心,想要帮助他们。这种伤心和同情不一样,是来自你将自己放在和这对年迈的父母相同的位置,这就是所谓的共情能力。缺乏共情能力,对孩子来说有怎样的影响?共情能力可以说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性格塑造的主要成分。缺乏共情能力,对于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没有共情能力,可能导致孩子出现以下几种问题。第一,社交受损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共情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共情能力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缺乏共情能力,会被人误认为是一个冷血的人,对于孩子的正常社交有着很大的影响。第二,情感认知障碍缺乏共情能力,让孩子无法正确地理解他人的情感,不管这份情感是针对自己还是针对他人的。孩子产生情感认知障碍,很可能变得无法正常地回应他人的感情,或者完全不理解某种感情的意义,严重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甚至会给孩子带来很多不好的偏见。第三,性格问题缺乏共情能力,也许一开始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小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性格逐渐的地发展,很可能让这个小问题慢慢的变成大问题。孩子逐渐习惯这种不需要带着同理心生活的方式,对所有的一切都无法产。生共情的情绪,以致于改变孩子的性格,让孩子真的变成一个冷血无情的人。第四,成为沉默的帮凶孩子缺乏共情能力,在成长中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冷血无情,在面对很多不正确的事情时,也会下意识地沉默,成为一个看客帮凶,不愿意付出自己的感情,不愿意帮助他人。而在更多的时候,孩子都把自己放逐在所有人的社交之外,没有朋友,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得不到他人的帮助,或者得到他人的帮助,也不能理解对方的行为,没有感激之情。缺乏共情能力会给孩子带来如此多的问题,相比不少家长都会觉得非常吃惊吧。因为很多家长可能还不了解共情能力是如何养成的,毕竟自己在小的时候,可没有被家长特意培养什么共情能力,这是不是说明共情能力其实是先天性就具备的呢?但是实际上,共情能力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的,也是需要后天培养的,所以家长要重视关于孩子共情能力的培养,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1,向孩子展示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孩子对于人的情绪没有太大的印象,甚至说,孩子对于他人的情绪没有准确的感觉,父母的伤心和自己的伤心,在孩子的脑海中是不一样的感情。如果父母总是隐忍、伪装,孩子在这种虚假的环境下长大,就无法接受家长任何的情绪,慢慢的,也会失去共情的能力。所以父母要适当地在孩子面前展示自己的情绪,让孩子对家长的感情产生共鸣感,主要是让孩子能够理解他人的感情,能够让孩子把他人表达的情绪,和自己表达的情绪联系起来。2,以身作则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想要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家长也要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表现,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了解共情能力的意义和正确的表现方式。比如家长在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或事时,主动地帮助他人,再告诉孩子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引导孩子去思考。3,教会孩子换位思考所谓的共情能力,其实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换位思考,了解他人的感情,才能去更好的和他人相处。教会孩子换位思考,也能让孩子在学习和工作中,更加的得心应手。因为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在工作和学习的时候,就不会只想着自己,在很多需要配合的事情上,也能够接受他人的帮助,或者帮助他人。4,让孩子思维更开阔,格局更大有些时候,思维也会局限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因为生活在狭窄的环境当中,身边的人都是一样的性格,对于孩子来说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孩子的思维不够开阔,很多时候都会有点自私,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会想到更长远的地方。所以,父母可以多带孩子去见世面,让孩子的格局变大,这样一来,孩子对人和情感的认知,也会越来越强,自然也就会培养出自己的共情能力。家长自身的共情能力更重要其实共情能力很多人都是拥有的,但是说到特意去培养,大部分人又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因为很多情况下,人类的共情能力是如何产生的,自己也没有办法说清楚。但是孩子没有共情能力,绝对不是孩子本身有问题,每个人的性格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塑造的,孩子都是一张白纸,需要家长的刻画。所以孩子没有共情能力,家长要先考虑自己的问题,考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这方面的教育。共情能力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家长自身也需要注意这一点,不要以为孩子自己可以学会就放松警惕,共情能力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也许一开始,孩子只是缺乏共情能力,但是家长不加以注意,慢慢的就会演化成真正的冷血无情。共情能力从另一种方面来说,也是来自于孩子内心的善良和同理心,因为在生活中能够考虑到别人的想法,能够去理解他人,这样孩子也能生活得更加快乐。家长也需要共情能力,不仅仅是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更加需要,共情能力能让家长更好的和孩子沟通,让家长从孩子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但是现在很多的家长在面对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就充满了同理心,动不动就心疼人家的孩子多么辛苦,一转到自己孩子身上,就失去了这种共情的感觉,认为所有的磨难都是孩子必经的。想要孩子感恩于自己的付出,父母就要找到一个孩子能理解的角度,并且永远不要忽视交流的重要性。想要让孩子能够跟自己共情,父母就先从自己做起吧。我是幸运的锦鲤妈咪,在生娃带娃的路上过关斩将。关注我,学习最实用的孕产、育儿知识,有关于这方面的困惑,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哦。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您,为您解决一点困惑。(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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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地产:为什么是冯冠豪?

详情: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五十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东汉、晚唐和明代是宦官专权很严重的三个朝代,其中央政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管理缺陷,让宦官在政治管理的中枢肆意妄为,导致了各自王朝的衰亡,这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讨和吸取教训的。之前,笔者已有两篇文章分别探讨晚唐和明代宦官专权的严重状况和所造成的危害,而本文则重点分析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的原因和历史教训,希望能引起读者朋友的兴趣。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清楚,东汉末,皇帝都是幼主,皇室的权力大都落在宦官与外戚之手,宦官把持朝政,而外戚又极力想揽权,士大夫阶层又不能容忍皇权落入阉人之手,于是,便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激烈矛盾和冲突,最终朝局的打乱和京城的混战最终断送了东汉王朝。下面,先看看东汉末一个历史事例,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宦官专权对于东汉王朝的巨大危害,有助于认识东汉“宦官之祸”形成的深刻原因和历史教训。东汉宦官剧照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将刘协托付给宦官蹇硕,要求其辅佐刘协继位,但是,汉灵帝驾崩后,刘协并未能顺利登基,当时围绕着继位人选问题,宦官与外戚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蹇硕想尽快扶持刘协登基,而外戚何进则想拥立自己外甥刘辩为帝。双方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蹇硕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计划除掉何进,以确保刘协顺利登基,但是,何进的行动更快,他联合众多反对宦官专权的官僚士大夫,抢在蹇硕行动之前拥立刘辩为帝。此时,蹇硕决定利用何进入宫之时除掉何进,可惜消息泄露了,何进杀了蹇硕并控制了朝廷的精锐之师西园军。官僚士大夫的代表袁绍见何进初步得手,便乘机建议何进灭了整个宦官集团,以铲除东汉长期的政治恶溜,何进听从建议,向何太后提出诛杀宦官的想法,太后感到还需依靠宦官,所以她表示反对,何进想到了他和何太后都曾得到过宦官的帮助,顿生感恩之心,于是,他也犹疑不决,在杀宦官的问题上没有决断。此时,袁绍又出了个馊主意,他劝何进召集天下精兵进入洛阳,以武力威逼太后诛杀宦官。何进接受了建议,立即向全国发布命令,令各地武装进入洛阳。当各地地方武装得到了进入洛阳的机会,他们喜出望外,陆续进军洛阳。宫中的宦官们得到消息,大为恐慌,感到局势十分严重。何进继续行动,他任命袁绍担任直隶校尉,并授予假节、专命击断之特权,他还提拔一贯坚决反对宦官专权的王云为河南尹,此外,还命令袁绍的弟弟、虎贲中郎将袁术率精兵控制宫门。此时,武力逼迫太后下旨杀宦官的局势已经形成。在各种力量的威迫下,何太后不得不罢免了大多数宦官,只留任少数宦官服侍内宫,何太后想以此平息风波。此时,何进再一次犹豫不决,他面对着不少到他府中来谢罪求饶的宦官,心软了,于心不忍,放弃了诛杀宦官的计划,何进失去了极好的诛杀宦官的机会。袁绍见杀宦官的计划难以实施,便又心生毒计,他散布消息,谎称何进正命令各州郡立即逮捕宦官的家属。宦官们得到消息之后,感到外戚和官僚士大夫正联手要致他们于死地,他们没有任何的退路了。于是,宦官们急忙进后宫,哀求太后怜悯他们,最终说服了何太后恢复他们的官职,他们决定放手一搏。在此危急之势,宦官们假传太后意旨,称何太后召见何进,何进信以为真,其属下劝他勿独自入宫,何进以为自己掌控着西园军,无所畏惧。何进固执地独自进宫,在宫内,宦官们乘其不备,一拥而上,将何进斩杀于嘉德殿前。杀了何进,宦官知道已无退路,便继续疯狂反扑,他们假传圣旨,将袁绍和王允罢免,对外戚及士大夫们进行严酷镇压。袁绍得知何进被杀,知道宦官们已经开始反扑,便立即采取行动,袁绍联手何进的部下,迅速发起进攻。由何进的部将吴匡、张璋率兵进攻宫门;让袁术烧毁南宫青琐门;袁绍自己领兵与其叔父袁隗一起行动,杀掉了宦官们刚刚任命的司隶校尉樊陵和河南尹许相,接管洛阳中心城区的防卫,接着,他们又杀了宦官赵忠等人。之后,袁绍指挥城中的军队包围了南北宫门,四处搜捕宦官,并下令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是宦官就格杀勿论。吓得宫中众人想要逃出的,必须脱了裤子验明不是宦官方可放行。东汉十长侍画像以张让为首的宦官们守着小皇帝的,见败局已定,便挟持着小皇帝从皇宫后门夺路而逃,没有逃多远,便在河边被朝臣卢植等人追上了,张让、段珪等人感到已无路可逃,便跳河自尽。其他各处宦官亦多被诛杀。皇宫内外,尸横遍地,争斗了多年的以何进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蹇硕和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皆是伤亡惨重,两败俱伤,只有以袁绍为代表的朝中官僚士大夫们为宦官和外戚的消亡而欣喜若狂,他们欢庆着胜利的到来。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袁绍等朝中官僚欢庆胜利的宴会还没有结束,以董卓为代表的地方武装便进入京城了,这些地方武装是征战多年的虎狼之师,他们可不像朝臣们那么文绉绉的,董卓率领着凉州军队一进入洛阳,便大展拳脚,董卓策反吕布,杀掉执金吾丁原,控制了洛阳城中的军事力量,并立即废了何进扶持的小皇帝刘辩,改立刘协为帝,而刘协,也就是汉献帝从此成了强势军阀的政权傀儡,自董卓专权后,东汉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汉初强势皇帝刘邦的子孙们,到了东汉中后期,成了各种强权势力的手中玩偶。东汉末的这个事例表明:其一,宦官专权是导致东汉末期朝廷大乱的主要原因,宦官专权引发了朝中各种力量的不满,朝中矛盾不可调和,严酷争斗的局势导致了不可收拾的结果;其二,外戚与宦官为争权夺利而展开的激烈角逐,将矛盾重重的朝局演变成宫廷混战,朝政彻底瘫痪;其三,朝中官僚士大夫为争夺权力而推波助澜,非常失策地引来地方的虎狼之师,最终导致了朝中各种势力之间,以及各地方武装之间的混乱大战,强势军阀进京专权,中央政权已毫无统治之力,东汉的灭亡成了必然。从这一历史事例中,不难看出,宦官专权对于朝廷专制政体的侵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了毁灭东汉王朝的主要原因。那么,在东汉中后期,为什么宦官在朝中的地位会不断上升,为什么宦官能把持朝政?东汉中后期,是怎么酿成“宦官之祸”的?下面分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皇权专制的过度强化,特别是相权被大大削弱,促使依附于皇权的宦官力量乘机崛起并逐步得到强化。东汉时期,为巩固和强化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采取了种种强化皇权的政治措施,首先,不设丞相,并弱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史称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刘秀起,“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参见《后汉书·仲长统传》)也就是说,太尉、司徒、司空原来皆是实权职务,而到了刘秀这里,成了有职无权的虚职了。其次,刘秀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尚书台”,这一方面让尚书台由官阶低的官员来担任,便于控制,对皇帝没有威胁;另一方面又给予官阶虽低的尚书台官员有很大的权力,对于朝廷上的事,事无巨细,皆在其管理范围之内,这些官员直接听命于皇帝,实际上相当于具有原来“丞相府”的职权。东汉对尚书台设置充分体现了“官小权大”政治机制特殊效能,这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抑制相权,巩固皇权的目的,对于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当皇权专制统治达到了一定的高峰之后,缺少了相权,缺少了“三公”对于皇权的制衡,专制统治便走向了反面,给了原本依附于皇权的宦官提供了专权的制度便利,皇权超强专制,朝廷官员缺少权力,尚书台的官员官阶低,而依附于皇权的宦官们便乘机揽权。起初,他们是依托皇帝,狐假虎威,仗皇帝之势,欺压朝臣,后来,宦官们便渐渐取代了权力,最后,宦官专权,连皇帝也被架空了,宦官成了朝中的第一大势力。东汉中期,尚书台的内官不再由别的官员担任,而是全部用宦官。尚书台职微权重,既容易接近皇帝,又拥有实际权力,当然,皇帝也便于控制,于是,尚书台成了由宦官控制的机构。东汉的宦官只要加有“平尚书事”“录尚书事”等头衔,便能指挥、控制尚书台,而他们一旦掌控了尚书台,实际就等于控制了中央政府的政权,后来甚至还能掌控军权,如此一来,宦官专权成了事实。所以,为维护皇权专制所实行的“职微权重”尚书台设置,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却为宦官专权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便利和进入核心管理层的机会。其次,皇帝年幼,外戚专权,而为了抵御外戚,皇后或皇帝便纵容宦官揽权,提升宦官的权力。传统的嫡长子继位制使东汉王朝连续出现幼主继位的局面,继位的帝王都是年龄很小的,或许是东汉的不幸,皇帝多夭折,东汉王朝是小皇帝轮流坐皇位的时期,从和帝开始,多是幼小的皇帝登基,年轻的太后临朝。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中后期的十一个皇帝继位时,年龄都比较小,和帝,十岁继位;殇帝,才是百日的小儿便登基了;安帝,十三岁继位;顺帝,十一岁继位;冲帝,才两岁就当了皇帝;质帝,八岁继位;桓帝,十五岁继位;灵帝,十二岁继位;少帝,十七岁继位;献帝,九岁继位。悲催的东汉王朝,皇帝大多不幸夭亡,太子多是年幼就继位了,小小年纪的新皇帝啥也不懂,自然就出现了母后临朝的局面,垂廉听政成了当时政坛的常态。史书称:“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皇帝幼小,太后年轻,缺乏驾驭朝局的能力,只能依靠娘家的父兄来帮助处理朝政,于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便落入了外戚的手中,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而当皇帝长大之后,或者有些皇太后不甘于权力由外戚掌控,为了夺回政权,便依靠身边可以信任的人来辅佐,与外戚斗争,而宦官成了皇室和后宫最值得信任的力量,如此一来,与皇帝、皇太后关系最密切的宦官便渐渐拥有了权力。对于皇帝和皇太后来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后汉书·宦者列传》)所以,在同外戚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宦官也就成为皇室的联盟力量。宦官在维护皇权统治的过程中,与皇室的利益是一致的,当宦官帮助皇帝夺回了政权之后,宦官就有了振兴皇室的功劳,于是,便出现了宦官“遂享土地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中央政府的权力便逐渐转移到有功的宦官手中。宦官成了专权的新集团,所以,东汉中后期,在政治舞台上便出现了外戚与宦官争夺权力的特殊的政治现象,而东汉晚期,宦官在与外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宦官专权就难以避免。再次,宦官地位的提升,成了皇帝宠信和依靠的政治集团,于是,宦官就有了政治和经济上提高地位的双重诉求。汉高祖刘邦创立了汉朝以来,功勋阶层都有食封制的待遇,有功之臣皆能受封,但是,汉初生产力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不能让朝中各阶层受益,宦官是不能食封的,当时的宦官无法得到稳定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在朝中的政治地位难以提升。而到了东汉时期,生产力比较发展,生产关系发展得比较成熟,东汉中后期,帝幼后弱需要借助于宦官力量来削弱外戚力量,以争得权力,如此一来,宦官集团的力量变形成了,宦官的势力在政治上有了强势的表现。东汉和帝年间,宦官不仅在政治上有了权力,而且,也想在经济上提高地位。汉章帝时,宦官郑众以小黄门迁中常侍,汉和帝时加位钩盾令,管理皇家花园,郑众敢与外戚斗,忠心于皇室,得到和帝的宠信,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被封为郸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和帝时郑众的这一封侯,其影响非同寻常,它开了宦官封侯的先例,这让宦官有了经济基础的支撑。范晔于《后汉书》曾评论说:宦官“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贵,于是中官始盛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也评价说:“宦寺之亡汉自此始”和帝时,宦官封侯虽只是个例,食封数量也不大,但却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危险信号,自此,宦官以政治经济地位皆提升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而“后宦寺益张而无所忌”(王夫之语)郑众其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到汉顺帝时,以孙程为代表的宦官集团的形成,开启了宦官集团发展的重要阶段,宦官食封数量大大增加;到了桓帝时,侯览的宦官集团已不仅仅是食封了,他们直接掠夺土地,他们手握权柄,专权掌控重要部门,肆意利用手中职权,直接掠夺田宅。史书称,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佳家在济阻,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后汉书˙侯览传》)再到汉灵帝时,曹节的宦官集团,食邑数量呈急剧增长之势,曹节先封长安乡侯,食邑六百户,后又封育阳侯,增封三千户,再封冠军侯,增邑达四千六百户,后来,他的食邑共达七千六百户。宦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皆有丰厚的食邑,如宦官朱璃封都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更封华容侯时,食邑又有增加。宦官共普、张亮等五人,食邑共三百户。汉灵帝时,张让的宦官集团其权力之大达到了东汉宦官集团发展的巅峰状态,张让封都乡侯,其他成员赵忠、夏悴、郭胜、孙璋、毕岚、栗篙、段挂、高望、韩懊、张恭、宋典等,皆为中常侍,都封侯食邑,史书称:张让“父兄子弟布列州郡。京徽数百万膏映美田皆属让等”(后汉书·宦者张让传》)东汉宦官获“食邑封侯”是非常可怕的事件,这表明宦官不仅有政治上的权力,而且也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而且,经济基础的支撑又使他们竭力想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诉求,原本宦官集团是依附于皇权的,而现在,他们却成了有爵位有封地的贵族阶层,成了贵族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原本只是“寄生虫”,后来成了依附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的“吸血鬼”了,东汉宦官集团正是依仗成熟的封建生产关系和特殊的朝中权力,成长为新的封建食封贵族,这成了维护封建皇权专制的最腐朽的力量。因为宦官集团是皇权专制超度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此外,“党锢之祸”使朝廷失去了对宦官在言谏和舆论方面的约束,进一步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东汉末年,民间流传着嘲讽选官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所谴责的是在外戚和宦官所把持的朝政下,官吏的腐败朝局和灰暗的选官之策。当时,被选上去当官的都是庸才,而有能力有学识的士人们,多是不满朝政而隐居或回归故乡。在朝中,一些明智官员,还有社会上敢言的士子,对当时的朝政提出尖锐的批评,大胆贬抑专权的外戚和宦官,褒扬不畏权势的清官,这便形成了当时的“清议”之风。桓帝年间,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以太学为政治活动中心,与宦官进行斗争,太学生勇敢和睿智曾让他们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取得几次的胜利,而宦官则对此怀恨在心,他们伺机报复。延熹九年(166年),机会来了,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相,喜好占卜吉凶,他算准近期将有大赦,他放任他儿子杀人,而司隶校尉李膺便收捕他儿子,因愤慨和坚持正义,李膺于大赦期间不顾大赦令而斩杀了张成之子,宦官侯览与张成交结密切,借机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李膺、范游等二百多人被捕,朝廷还发布名单,号召天下共声讨之。太尉陈蕃力谏桓帝,严肃地指出抓李膺等,与秦焚书坑儒无异,桓帝大怒,罢了陈蕃的官。李膺受审时牵扯到宦官子弟,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的举动,应了太学生请求,上疏劝谏桓帝赦免党人,以免使天下寒心,桓帝赦免二百多党人,但将其余人全都罢官归家,令其禁锢,终身不得为官,造成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建宁二年(169年)又发生第二次“党锢之祸”,当时,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而宦官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掌狱官吏将第一次党锢者牵扯于其中。灵帝昏庸,遂准狱吏所奏,因而,李膺、范滂等百余人又被逮捕,并屈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得以幸免。但张俭外逃时得到了很多人的保护,而保护者因此而受牵连,宦官乘机诬告各地敢言的儒家学者和士人,指责其为党人,有近七百人因受牵连而导致死、徙、废、禁。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们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是朝廷人才,今被禁锢,辱在涂泥,因而灾异屡见,水旱并至,请求解除禁锢,以慰天命。皇帝见曹鸾的上书之后,龙颜大怒,非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于狱中逼死。同时,皇帝又下诏州郡,将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皆给予免官禁锢,造成了第二次“党锢之祸”东汉宦官专权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打击面极广,自此以后,士人皆敢怒不敢言,形成了万马齐喑局面,社会陷入黑暗之中。东汉这“党锢之祸”不同于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不只坑儒生,不只是禁百家而独崇法家,而是以禁锢来压制整个士人阶层,同时,它也不同于后来的文字狱,它是专权的宦官对反对宦官专权的敢言的士人和有识之士的大清洗,是擅政的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派士人及太学生的全面打击。这种打击所产生的后果非常严重,广大有识之士和太学生们的“文争”、谏议被打击和镇压之后,对宦官的言谏、舆论和批判便被压制下去了,如此一来,对宦官的少有的制约就没有了,宦官也就更肆无惧惮了,他们专权就更厉害了,朝廷的权力几乎全部被官宦掌控,皇帝被架空,皇权腐败到了极点,至此,随之而来的就不是言谏和批判了,被盘剥到了再也不能生存下去的平民百姓们,就只有造反了“党锢之祸”不久,便发生了黄巾大起义,中平元年(184年),灵帝意识到不解决党锢问题就治不了“动乱”,便宣布大赦党人,准许流放者返回故里,但党锢问题表面上解决了,但东汉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最后,“君权至上,皇权独尊”成了皇权专制核心理论,它掩护和粉饰了作为君权的维护者和依附者的宦官的揽权恶行,使宦官窃取皇权的被严重忽视,导致可怕后果。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了当时意识形态的主要倾向,而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不但变得非常盛行,而且也对于政治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东汉时,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而创立的所谓“新儒学”,成了倍受推崇的新的思想意识,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主流观念强化了大一统皇权专制中央集权。而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对于加强皇权的目的愈发明显,东汉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强化大一统的专制集权,极力宣传和传播董仲舒的“新儒学”,“君权神授”的理念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而这种“君权至上,皇权独尊”核心理论在维护皇权,强化专制的同时,却也无形中维护了宦官作为君权的维护者有机会进行揽权、专权。宦官依附于皇权,在服务于大一统的专制王权统治的同时,却也乘机揽权,而大众社会的意识和心理由于对于“君权神授”的认同,便原谅或忽视了宦官专权,这从思想意识方面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宦官经常以皇权代理人的身份走出宫门,处理政事,这便促成东汉宦官集团在内外朝势力的双重扩大,形成了东汉一朝宦官集团专权的严重局面,而且,可悲的是,这种局面越来越被认同。可见,宦官专权与当时董仲舒的“君权至上,皇权独尊”的理论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东汉的宦官专权是东汉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失败的历史是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和值得吸取的教训。首先,宦官揽权,影响了新皇帝的继位,而皇帝对外戚的依赖和之后对抗外戚的行动又助长了宦官权力的增大,如此一来,外戚与宦官的轮流专权导致了东汉政治混乱不堪,人民生活艰难困苦。而外戚和宦官专权实际上是摧毁了中央政府文官系统的行政机制,让中央政治管理机制处于病态的运行中,这不但使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且连中下层官僚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这形成了导致东汉末年王朝衰落的根本原因。其次,宦官专权是皇权专制走向腐败的集中表现,一旦宦官专权达到了严重状态,就意味着皇权的统治体制已经走到了末路了。因为宦官集团是依附于皇权的,是寄托在皇权机体上的“寄生虫”,宦官从来都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宦官弄权,本质上弄的是皇权。一方面,宦官集团与皇帝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共同追求就是皇权专制的不断强化,集权程度越来越高,因为失去了皇权的依托,宦官就什么也不是了,只有依靠皇帝,宦官们才能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另一方面,宦官专权窃取了皇权,滥用专制管理权,他们以权谋取私利,而且,这种私利是自私到了极点的,因为他们不会代表官僚的利益,也不会代表下层士人的利益,更不会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这种利益诉求是十分狭隘和腐朽的,这就决定了宦官专制的极大的腐败性,当专制统治只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统治制度也将被送进棺材里。再次,宦官专权几乎历代都有,而最严重的莫过于东汉、唐、明三个朝代,其中,东汉宦官专权,特别是著名的“十常侍之乱”典型地说明了宦官专权的巨大危害,宦官依托于皇权,是一个“无根”的政治集团,当让这一集团依托皇权而强势发展时,朝局便失去了牵制和制衡机制,宦官集团成了皇帝单方面依靠的力量,这就非常危险了,因为相权被取消或者被削弱,而军权也被宦官所掌控,当唯一牵制宦官的外戚被削弱或消灭之后,宦官就没有任何制衡了,皇权旁落就变成了现实,皇帝成了宦官的傀儡,士人阶层被坑害,下层官僚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宦官肆意横行,不可一世,到了这一的局面,东汉王朝哪有不亡之理!张让剧照明智的帝王,皆是有雄才大略的,他们能防患身边的小人,抑制太监,限制外戚,善于设立政治朝局中的牵制和制衡机制,设置丞相府或内阁,设立军权的分权管理机制,设置权力不小的监察纠错机制,责权分明,有制衡和反馈,明朗治政,顾及下层官员和民众的利益,这才有可能创造出太平盛世,而东汉王朝与此恰恰相反。当然,中国古代整个封建体制,其根本的政治体制是围绕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而构设的,当明代的新经济萌芽出现之后,特别是有了新的资本因素浮现之后,传统的旧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于经济的发展了,明灭亡之后,再有了清王朝短暂的“落霞”余辉之后,就走到了末路了。新的政治管理策略,只有在曙光显现的新时期才能真正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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